區塊鏈作為一種新技術，一方面，區塊鏈有助于提高適應大生產協作的信任度，帶來有效的確權機制，去中心化打破資本壟斷，實現生產關系的新變革。另一方面，區塊鏈還通過推動社會結構的新變革，帶來組織、社會階層、治理方式、文化和激勵等方面的改變，重建了新的社會結構，實現了整體社會結構的變遷。
作者：楊繼，經濟學博士，高級經濟師，北京中科金財股份有限公司（002657）首席經濟學家，武漢大學董輔礽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特聘研究員，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皮書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原載于《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20年第1期
[摘 要]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技術普及應用，為社會化大生產創造了更適宜的條件，但也帶來了生產關系的新變化，出現了信任危機、盜版侵權難以維護和產生新的壟斷等問題，又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生產力發展。區塊鏈有助于提高適應大生產協作的信任度，帶來有效的確權機制，去中心打破了資本壟斷，實現了生產關系的新變革，使之更能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內在要求，推動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區塊鏈還通過推動社會結構的新變革，帶來組織、社會階層、治理方式、文化和激勵等方面的改變，重建新的社會結構，實現整體社會結構的變遷。但與此同時，要警惕借資本過度操縱、無政府主義、培育新的壟斷中心這三種區塊鏈異化現象。從未來趨勢看，區塊鏈將成為社會治理的基礎設施，形成多中心治理格局，并催生高度協同的新型契約關系。
[關鍵詞]區塊鏈；社會矛盾；社會結構變革；異化
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技術普及應用，為社會化大生產創造了更適宜的條件，但也帶來了生產關系的新變化，這其中有負面的影響，甚至出現了信任危機、盜版侵權和新的壟斷等問題，使得這一新技術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生產力發展。近年來，在互聯網基礎上產生的區塊鏈技術，以其獨有的去中心化的特性，為構建價值互聯網平臺提供了可能。區塊鏈從概念出現到廣為應用已經有十余年時間，但是對其關注重點主要在于比特幣系統的安全可靠性和區塊鏈技術總體的提煉上。筆者認為，在馬克思主義視野中，作為一種新技術，區塊鏈推動了社會基本矛盾運動和社會結構變革。一方面，區塊鏈有助于提高適應大生產協作的信任度，帶來有效的確權機制，去中心化打破資本壟斷，實現生產關系的新變革，使之更能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內在要求，推動社會基本矛盾的良性運動。另一方面，區塊鏈還通過推動社會結構的新變革，帶來組織、社會階層、治理方式、文化和激勵等方面的改變，重建了新的社會結構，實現了整體社會結構的變遷。本文基于唯物史觀視角，對這兩方面進行了粗淺研究。
一、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等新技術帶來了社會基本矛盾新變化
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的基本矛盾即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對立統一，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源動力。正如習近平2018年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指出，要“學習和實踐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思想”，“全面深化改革，自覺通過調整生產關系激發社會生產力發展活力，自覺通過完善上層建筑適應經濟基礎發展要求，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符合規律地向前發展”。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相互作用下，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社會逐步向前發展，產業結構不斷調整和優化，社會基本矛盾狀況也在不斷發展變化。當前，被稱為第四次產業革命的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等新一代技術迅速崛起并迅猛發展，引發社會基本矛盾出現了一些新變化，有正面但也有負面的。
（一）互聯網為代表的新技術普及應用，為社會化大生產創造了更適宜的條件
生產社會化是一切商品社會的共性，從人類生產的發展軌跡看，生產社會化始于簡單協作，再從工場手工業演變為機器化生產、現代企業制度和跨國公司，以及世界工廠。生產社會化程度不斷加強的過程，充分體現了生產向規模化、集中化、大型化不斷演進的發展趨勢。生產社會化不僅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也是推動生產力發展的主要途徑。社會生產力不斷向前發展，生產社會化深度也隨之加大，對分工協作精細化科學化的要求更日益提高。
生產的進一步社會化，乃至社會化大生產的實現，要求生產資料和資源分配在全社會范圍內不斷擴大，逐步滿足全社會的需求。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條件下，生產資料與資源不能跨越私有產權在全社會范圍內進行分配，也因為資本逐利的固有本質，難以實現全要素在全社會范圍內流動，也難以實現與全社會需求相匹配的優化配置。在社會主義社會，單一計劃經濟雖然可以實現生產資料與資源在全社會的統一分配，但由于信息傳遞滯后、數據收集分析計算能力不足、企業與個體的自主性積極性不夠等原因，調配反應遲緩、配置機制僵化、生產效率低下等問題隨之出現，使生產資料的配置與全社會需求之間錯配錯位，社會化大生產依然無從實現。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建立，企業和個人作為市場競爭主體的積極性得到彰顯，公有制本身具有的資源統籌優勢與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調配優化能力深度結合，提高了資源配置的效率，為生產力大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與此同時，數據信息收集能力、計算分析處理能力等技術條件依然制約生產力的協同發展，這是不同所有制條件下普遍存在的制約生產力發展的客觀共性問題。
21世紀之交，我們正處于“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開端”，“其特點是：同過去相比，互聯網變得無所不在，移動性大幅度提高；傳感器體積變得更小、性能更強大、成本也更低；與此同時，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也開始嶄露鋒芒”。以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新技術，極大促進了生產力發展，并進一步提高了資源配置效率，優化了資源配置結果。特別是互聯網技術，作為新技術革命的基礎設施，不僅為其他產業廣泛賦能，推動制造業生產方式發生深刻變革，還通過網絡化協同與延伸，進一步擴大了生產社會化的范圍與程度：信息傳播通過互聯網，打破信息孤島、實現信息共享，推動了生產力發展；催生了平臺企業這一新型組織，不同于傳統企業的邊界清晰，平臺企業強調無邊界模式，以開放、共享為理念，以外部的連接性和網絡效應為手段，極大拓展了平臺的輻射空間，也大大提高了全社會的資源利用效率，提高了生產社會化的深度與廣度。與此同時，大數據、云計算等新技術的出現，進一步提高了信息的精確度和計算處理能力，推動了行業的數字化轉型。這些技術與互聯網技術的互聯互通相結合，為生產資料和資源在全社會范圍內的優化配置以及價值分配提供了有力的技術支持，創造出前所未有的適宜社會化大生產要求的技術條件。
（二）互聯網技術帶來生產關系新變化，但也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生產力發展
互聯網等新技術作為社會發展的新一代基礎設施，也帶來了人際關系的新改變，又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隨著互聯網深度發展，用戶創造內容的主動性增強，內容生產的主體由最初的門戶網站轉變為個體，內容生產的目的不僅包括內容本身，還以內容為媒介來搭建與擴展個體網絡社會中的關系。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性大大增強，社交網絡、“關系為王”成為互聯網發展的主流。網絡上形成了龐大的虛擬人文社團和組織，互聯網下的購物、交往、交流方式都發生了變化，甚至帶動生產方式也發生了變化，O2O、B2C、F2C、S2B2C等新型生產消費模式不斷推出。自農耕社會以來就把人打上不同烙印的地域、戶籍、收入、職業、社會地位等因素，在傳統社會對人際交往具有重要影響，但對社交網絡而言卻顯得不那么重要，甚至微不足道。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生產關系領域出現了如下三方面新問題。
第一，出現了信任危機。互聯網時代，人際交往從現實走向虛擬，從封閉走向開放，信息獲取與交互的邊際成本幾乎為零，帶來了低成本的互聯網犯罪，網絡詐騙、網絡暴力、個人隱私被盜竊被泄露被利用，危害社會、危害國家等犯罪行為和惡性事件也層出不窮。網絡交往風險大大提高了人與人之間信任產生的成本，無疑也抬高了“互聯網+大生產協作”的生產成本。
第二，知識產權保護手段缺失。在現有互聯網技術下，信息復制和傳播的成本很低，雖然打破了信息孤島與壟斷，但缺乏有效的知識產權識別與保護機制，追責成本較高，生產者知識產權遭侵犯和經濟利益受損時難以維權，信息與技術原創產權不明，信息與數據這類重要資源難以參加價值分配，互聯網技術共享價值沒有得到充分體現，不僅影響知識與技術創新的持續性，也必將影響資源配置效率。
第三，更為嚴重的是，互聯網技術并未真正帶來公平、透明、無邊界的經濟發展環境，而是造成了新的壟斷。新技術的確為大規模社會化大生產與協作提供了強有力的技術支持，然而，資本所具有的逐利性卻把新技術變成了新的壟斷因素，阻礙與制約了大生產發展與協作的可能。網絡巨頭不僅吸引大量資本流入，自身也變成新的資本，通過流量和算法優勢，扼殺了大量中小企業的成長與生存空間，在價值分配中占據主要份額，破壞了良性競爭的環境；在內容提供上，為了追逐更多的利益，偏離正確的價值取向，不惜提供虛假、低俗、有潛在風險的產品與服務，例如百度的“魏則西事件”和滴滴的“順風車事件”，都給社會治理帶來了較大隱患；平臺企業無償占有用戶流量，利用用戶流量及其所創造的內容信息乃至個人隱私獲得巨大收入，而創造者并未獲得應有收益，信息價值被巨頭壟斷。
這些問題在生產關系層面體現為信任缺失、產權不明、資本壟斷，不僅不能更好地推動社會化大生產，還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生產力的發展。因此，迫切需要新手段的出現，推動生產關系領域新變革，解決社會發展的基本矛盾。
二、區塊鏈推動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分析
近年來，在互聯網基礎上產生的區塊鏈技術，以其獨有的去中心化的特性，為構建價值互聯網平臺提供了可能。區塊鏈是分布式數據存儲、點對點傳輸、共識機制、加密算法等計算機技術的新型應用模式，在本質上是一個分布式的共享賬本和數據庫，具有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全程留痕、可以追溯、集體維護、公開透明等特點。但是，區塊鏈從概念出現到廣為應用已經有十年時間，對其的關注重點，如同對待其他新技術一樣，主要集中于比特幣系統的安全可靠性、區塊鏈技術發展和應用場景研究上。在馬克思主義視野中，技術創新能夠推動生產力，也能推動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生產力高度發展，也會引發生產關系變革。區塊鏈正是這樣一種能夠引發生產關系變革的新技術。
區塊鏈引發生產關系的變革，主要體現在它推動了社會基本矛盾運動和社會結構的變革。它可以作為一種新手段，優化生產關系中存在的上述問題，有助于提高適應大生產協作的信任度，帶來有效的確權機制。去中心打破資本壟斷，實現生產關系的新變革，使之更能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內在要求，強化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推動社會基本矛盾的良性運行，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一）區塊鏈有利于提高或創造出適應大生產協作的信任度
一方面，區塊鏈是一種全鏈備份、全鏈共享的機制，每個參與人是一個獨立節點，參與分布式存儲，進行分布式共享，節點的行為都會受到全鏈監督。因此，在共識機制的約束下，每個節點既要自我約束又要接受他人監督，同時也在監督他人，以此打通陌生人間的信任屏障。另一方面，區塊鏈技術所形成的數據可回溯但不可篡改，為人與人信任搭建提供了一種更安全的一致性解決方案，可公開共享且可靠可信的數據成為陌生人相互信任的技術背書，這種背書不同于道德自律、第三方擔保或法律制度的事后懲罰，是一種事前可以幫助陌生人信譽背書、事后通過全網傳播實現有效懲罰的新機制，是一種新的更強的信任背書。需要額外說明的是，區塊鏈技術是通過算法確保共識以及體現共識內容的智能合約得到有效執行，但它并不能取代血緣、道德等傳統方式來產生或增加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度，也沒有強大的“中心化”提供信用擔保與證明，僅是一種源于技術和機制約束的信用再造方式，依靠算法來防止欺騙造成的損失與危害。
（二）區塊鏈作為一種有效的確權機制，改變了生產資料的分配與占有方式
在私有制尤其是資本主導的私有制下（包括現代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生產關系表現為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剩余產品也歸資本家有，“勞動所生產的對象，即勞動產品，作為一種異己的存在物，作為不依賴于生產者的力量，同勞動相對立”。在馬克思看來，私有制的主體——資本，“他的目的不是取得第一利潤，而只是謀取利潤的無休止的運動”。也就是說，資本對利潤（本質上就是剩余價值）的追求是無止境的，反映了資本與勞動對立的生產關系，而且隨著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深化，這種對立關系越來越無法調節。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對立統一原理來分析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可以看出，資本主義私有制在大力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同時，也鍛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物質武器——社會化的生產力。因此，馬克思指出：隨著生產力的大力發展，資本主義社會“所擁有的生產力已經不能再促進資產階級文明和資產階級所有制關系的發展；相反，生產力已經強大到這種關系所不能適應的地步”。近年來，資本主義社會不斷爆發的金融危機、示威游行（如“占領華爾街”“黃馬甲運動”等）都反映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狹隘與危機。也就是說，生產力的發展特別是新技術革命所帶來的生產力與當下的生產關系產生了矛盾，揭開了生產關系變革的序幕。
前文已提及，以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新技術，極大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其中，區塊鏈技術以互聯網為基礎，因而具有信息全網共享的特性，其本質是在建設一種更加共贏的機制，最根本動力是解決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實現優化資源配置，這是權責劃分的顆粒度細化的結果。區塊鏈技術下的經濟，則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資本的廣義化，讓過去隱形的價值通過顯性方式表達出來，即建立了所有者、生產者、使用者的統一，從而可能達成共贏局面，改善資本占有勞動者剩余產品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看，區塊鏈經濟體現的生產關系與以往私有制所體現的生產關系不同，因為區塊鏈技術能夠帶來一種有效的確權機制，改變生產資料的分配與占有方式。
與互聯網下信息無償共享不同的是，區塊鏈下的信息共享是能體現信息價值的共享。如前所述，在互聯網中，原創信息的歸屬產權不明，導致盜版侵權現象泛濫，創造者的原創價值與傳播者的傳播價值等勞動價值沒有體現給付出勞動的人，甚至還被平臺巨頭攫取，不符合按勞分配的基本經濟制度。區塊鏈技術能帶來有效的確權機制，一方面，一些因為種種原因無法衡量具體價值因而無法參與價值分配的生產資料和資源（例如生態環境），可以通過數字化上鏈，變成數字資產；另一方面，由于區塊鏈的公開透明、全網廣播、對等互聯、交易的不可篡改與易追溯等特性，數字資產又具備了唯一性，確保在不違背共享這一互聯網精神的前提下，實現有價值的高效流通，發生價值轉移。這就是區塊鏈的確權機制，既明確數字資產的歸屬，又能實現數字資產的流動與交易，創造價值并能參與價值分配。
（三）區塊鏈通過去中心打破資本壟斷
市場經濟的核心是競爭，競爭是資本主義經濟的顯著特征之一。但是，資本主義的競爭發展會走向帝國主義，形成生產集中和壟斷。正如列寧所指出的那樣，“在形式上被承認的自由競爭的一般架子依然存在，而少數壟斷者對其余居民的壓迫卻更加百倍地沉重、顯著和難以忍受”。當今世界，這種壟斷不僅在資本主義一國內部表現明顯，在國際上也尤為突出。但是，從唯物史觀看社會發展趨勢，生產力的發展總能突破生產關系的障礙，引發生產關系的變革。區塊鏈的產生和廣泛運用將打破資本的壟斷，形成去中心化的局面。
區塊鏈是一種分布式記賬，信息的生成與傳遞依靠的是鏈上的各個節點，形成的是存在各個節點的分布式數據庫，先天就不需要“中心”，在實際應用中，有助于打破資本在價值分配體系中的壟斷。一方面，區塊鏈有利于搭建一種去中心的互聯網體制機制，有可能改變當前信息與流量統一由幾個平臺壟斷機構發包的局面，打破流量巨頭對產業價值的壟斷，為中小科技企業提供更有利的生存空間；另一方面，區塊鏈對數據知識信息的確權，有助于產業價值的重新分配，明晰數字資產所有權，讓數字資產的真正所有者參與產業價值分配體系，既改變傳統資本在價值分配體系中壓倒性的獨大局面，也改變互聯網平臺對信息價值的低成本乃至無償攫取，有利于激勵與鼓勵技術創新與勞動創造，消除侵權與壟斷對按勞分配制度的負面影響，這與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有關“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經濟制度的闡述完全一致，通過技術手段與機制強化了基本經濟制度。
三、區塊鏈是一種對社會結構變革起積極作用的創新力量
區塊鏈以智能合約、非對稱加密、分布式存儲等技術為基礎，實現共享開放的網絡應用。它依靠系統當中所有參與節點的集體維護，通過分布式記錄與儲存的特征認定數據真偽，從而形成和維護一個無須信任積累、可靠并不可篡改的數據庫。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區塊鏈又是一種對社會結構變革起積極作用的創新力量，通過推動社會基本矛盾和社會結構的新變革，重建新的社會結構，實現整體社會結構的變遷。區塊鏈推動社會結構的重大變革，主要表現在以下四方面。
（一）帶來組織結構與社會階層的變化
新技術革命改變了組織結構，對市場經濟條件下有交易的組織形式改變尤為顯著，互聯網平臺的出現使組織這種形式逐漸脫離實體，變成虛擬的無邊界組織，更具開放性和擴展性，組織邊界逐漸模糊且不斷延展。在此基礎上，區塊鏈又把傳統社會中由于信息不對稱而依賴中心指揮的多層次樹形組織變為去中心的鏈條式扁平化組織結構。使用區塊鏈技術的組織，因為沒有中心節點發布、儲存各種信息與指令，信息發布、傳遞、儲存依靠的是形成鏈條結構的每個節點，各個節點對信息的反應交互又形成了新的信息，并在事先達成一致的智能合約的約束下有效運轉，所對應的組織形式變成了分權決策、層級稀少、反應迅速的鏈條式扁平化組織。
組織變化映射到社會層面，一方面，各個扁平化組織結構的變化，會改變組織之間的外部連接狀態，使整個社會組織也趨向扁平化，社會組織階層減少，權威與中心節點數量減少，集權與壟斷力量被削弱，人與人之間具有更加密切平等的協作關系，社會階層差距逐漸縮小。另一方面，社會階層趨向扁平化，并不會從本質上消滅層級，但通過區塊鏈有望打破壟斷，減少官僚主義，加快資源分配的流動性與開放性，也有助于社會階層由靜止趨向流動。
（二）促進經濟社會治理方式的變化
從微觀組織的角度看，區塊鏈技術構建出一個點對點高效的信息傳輸通道，組織結構調整成為扁平化，相應的管理方式與社會治理方式與傳遞運行機制隨之改變，從依靠樹狀組織結構的中心指揮、層層傳遞執行變為依靠智能合約自動運轉、自我執行、自我約束。在區塊鏈上，出現了一些自治實體的探索，例如分布式自治組織結構，這種新組織體的自治嘗試，有可能對經濟治理與社會治理方式帶來啟示與深遠影響。
在經濟治理方面，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與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交替對經濟運行和資源配置進行調節，推動經濟社會的發展。然而，在市場與政府之外，還有第三種力量在推動企業組織管理與全社會經濟運行，很多經濟學家對此進行了研究，例如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莉諾·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研究發現，“鮮有制度要么是私有的要么是公共的——或者不是“市場的”就是“國家的”，許多成功的管理“沖破了僵化的分類，成為“有私有特征”的制度和“有公有特征”的制度的各種混合”，這種在公共事務與經濟組織的治理中存在的自組織和自主管理，有助于解決市場調節與政府管制中無效或無力的情況。區塊鏈技術所形成的點對點信息傳遞模式、信息公開透明與智能合約運行，就是這樣一種既不依靠市場調節也不依靠政府調控、僅依靠算法和共識機制而推動資源配置和市場交易的第三方治理力量，是一種自發產生、自主治理的調節手段。
在社會治理方面，社會治理的主體主要集中于國家和人民兩種力量。在階級社會，國家是統治階級進行統治的工具，是社會治理的絕對主體和最強有力的機構，被統治階級沒有進行自我治理的可能。在社會主義發展階段，階級尚未消失，但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體是人民民主專政，作為國家意志的執行者與體現者，黨和政府代表工人農民為基礎的最廣大人民的利益，成為人民當家作主的代理人，其角色具有了服務者的內涵。由此，人民的治理力量參與國家治理成為現實；到未來共產主義社會，國家專政職能逐步消除，人類獲得徹底解放，人民當家作主，行使權力實現自主自治，社會自治成為社會治理的最主要方式。區塊鏈所體現的公開透明、全鏈條監督和去中心化的理念，有助于推動這種社會治理方式的演進，甚至可以嘗試在一定范圍內進行社群有效自治，對國家社會治理進行補充。隨著區塊鏈技術的不斷進步與逐步完善，智能合約將取代比特幣成為區塊鏈應用的最大場景，跨鏈技術更能應對復雜交互局面，將會隨著不同發展階段社會治理的不同要求而發揮作用，為社會治理提供更加公正、秩序和安全有效的支持手段。
（三）優化社會文化建設
在社會文化建設方面，區塊鏈至少能在三方面起積極作用。
一是有助于社會誠信氛圍的再造。區塊鏈作為一種信任再造機制，事先約定的共識機制與算法所形成的智能合約，能夠自動剔除冗余和錯誤信息，特別是虛假信息與欺詐信息，減少無效信息的干擾，提高虛擬世界的信息質量，改善網絡氛圍。它雖然不能直接增加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但能夠使人們通過信任共識機制與算法而衍生出新型信任，重塑人際關系與合作方式，從而有助于在全社會范圍內形成真實客觀、誠信有序的網絡文化。
二是形成勤勞致富的價值取向。區塊鏈建立的確權機制，對知識產權形成了有力的保護。在區塊鏈的世界里，勞動付出和知識創造能夠獲得更好收益，而盜版、剽竊等不勞而獲的行為則會受到全鏈公開與唾棄，因而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和數據等生產要素能夠更科學的按貢獻參與分配，有助于形成公平公正、勤勞致富的價值取向。
三是改變互聯網企業商業倫理。互聯網平臺盈利的一個重要渠道是利用所謂的“大數據”“核心算法”無償且隨意將用戶隱私商業化，這實際上侵犯了個人隱私。區塊鏈能夠實現共享信息價值，用戶隱私無法被互聯網平臺隨意侵占，有助于改善當下不良的商業生態。重塑商業倫理底線。
（四）促進建立更有效的激勵機制
區塊鏈在本質上是一套多種技術組合形成的激勵約束機制，不僅通過全鏈公開、信息共享的方式和分布式記賬、加密等技術有效約束失信、剽竊等“惡”的行為，更是能夠設置一套全鏈節點都認可的激勵機制，充分提高節點內的積極性，減少非對稱信息導致的機會主義，提高經濟社會組織的運轉效率，優化網絡世界的生態秩序。
區塊鏈下工作證明與激勵方式，主要是通過通證（Token）體現，通證是一個很廣泛的概念，只要能夠證明權益和價值，能夠交換與流動，都可以被稱為通證，從廣義上講，股票、債券也是一種通證。通證也是一種共識，因為它的價值屬性來源于社會對其價值背書信用的認可。沒有通證的區塊鏈只是分布式賬本，只有簡單的記賬功能，有通證的存在，區塊鏈就不僅是一種技術和賬本，而且成為一種激勵機制。在區塊鏈機制下，不僅正常的交易行為記錄在冊，每個節點為維護共識機制和監督“作惡”行為所作的貢獻也會記錄在案，這些工作量形成了新的區塊，為此作的貢獻的節點通過獲得的獎勵就是一種通證。通證自身可以作為一種交易工具在全鏈流通，也能參與區塊鏈機制下的價值分配。通證作為一種獨特的激勵機制，為區塊鏈組織的發展提供了內生動力，激勵了節點自發維護共識機制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有助于促進區塊鏈組織結構生態圈的自我形成、自我發展、自我運用和自我完善。
有些通證（例如加密數字貨幣）具有數字資產的價值與權益證明的特性，但通證本身只是激勵的體現，比加密數字貨幣范圍更廣、內涵更深，可以完全不通過加密數字貨幣的方式體現，而用某種權益或者某種功能也能充分體現通證所包括的激勵。至于已經在國內被禁止的ICO（Initial Coin Offerings），更不能與通證畫等號，ICO過于強調激勵的金融屬性，脫離了實體經濟，監管缺失，最終導致投機、詐騙泛濫成災，被監管部門直接取締。需要注意的是，區塊鏈下的激勵機制，還是一個能夠引導個體利益和集體利益融合一致的獨特機制。按照公共選擇理論，機制設計中普遍遇到的一個難題是：擁有信息優勢的個體往往會通過損害集體利益，達到資源與利益向著更有利于自身的方向轉移配置的目的，造成資源配置的帕累托無效。區塊鏈技術則能夠對此加以改善，共識機制的事先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個人利益與集團利益的一致性；全鏈公開透明、交叉驗證的證偽機制，使得節點除非控制50%以上的算力才能實現造假的可能，信息的真實程度大大提高，減少信息不對稱造成的市場失靈現象，對資源配置進行帕累托改善。
四、警惕區塊鏈異化
區塊鏈固然有很多優點，但它畢竟只是一種中性技術，對基本矛盾和社會結構的作用取決于設計者和節點參與者所達成的共識以及隨之形成的智能合約內容。如果共識所產生的生產關系有礙生產力發展，區塊鏈也無法在基本矛盾運動中發揮積極作用。當前，需要警惕三種區塊鏈異化現象。
（一）警惕資本過度操縱
金融資本對產業和社會發展的影響與控制已經滲透到各個領域，區塊鏈領域自然也不例外。資本的本性是逐利，區塊鏈技術與應用所帶來的巨大經濟利益會吸引大量資本熱涌其中。資本固有的逐利本質又會驅使區塊鏈應用場景傾向金融、加密貨幣等高利潤產業，而對區塊鏈也有迫切需求的一些領域例如公益領域、社會治理領域等，投資盈利性不高甚至完全沒有盈利性，則很難享受到新技術帶來的效率提升、服務邊界打開、成本降低等紅利，本應為人類謀福祉的區塊鏈技術，在資本的控制下易成為資本逐利的工具。
區塊鏈本身是打破中心與壟斷，然而在資本的操縱下，少數人有可能直接掌握區塊鏈底層技術、公鏈平臺等，通過更高的專利使用費、信息費、服務費等進行技術壟斷，增加下游企業和節點用戶的應用成本。新技術的誕生并未降低社會化大生產成本，反而幫助資本攫取整個社會所創造的多數利潤。
此外，資本過度逐利，還導致區塊鏈的服務對象脫實入虛，甚至完全脫離實體。比特幣是當前區塊鏈最成功也是影響最大的應用場景，隨著比特幣價格的節節高漲，給投機資本帶來了巨大的收益，出現了多種虛擬加密數字貨幣。隨之出現的ICO，本應當是發行機制的一種重大創新，卻因為資本過度投機的濃厚色彩，導致加密數字幣成了投機詐騙工具，ICO被定性為非法集資，被許多政府取締打擊和嚴管，為區塊鏈的發展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
（二）警惕借去中心化之名行無政府主義之實
區塊鏈原教旨主義者認為，當今組織和社會存在的最大問題之一就在于中心化，中心化就意味著決策僅體現了少數人的意見與利益，大多數人的意見與利益得不到反映與體現。由此提倡完全的去中心化，區塊鏈節點上的每一個成員都應該進行投票和決策，投票結果應該反映與融合了所有人的意見。
從公共選擇理論看，并不是參與投票的人越多，投票的結果越正確越科學，越代表更多數人的意見。一方面，多數人投票只適合小國寡民式體制，效率低下，眾口難調，難以得到投票結果。當前區塊鏈應用受限的主要原因也在于此，分布式記賬處理速度慢、消耗的存儲空間多，只適合低頻高價值經濟活動，還處理不了海量高頻數據。另一方面，盲從現象、羊群現象等的發生，是多數人/全民投票機制所不可避免也難以解決的問題，依然會出現被少數人操縱的情況。正如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勒龐《烏合之眾》所述，“作為獨立的個體，一個人可能會是一個有教養的個體；而在一個群體中，他就是一個野蠻人”。情緒化、無異議和低智商是群體典型的三大特征，群體盲從在互聯網虛擬世界更容易發生。全民決策的機制很容易被別有用心的野心家利用和操縱，產生的結果可能不代表全民利益，而僅是操縱投票的個體利益的體現。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區塊鏈下的去中心并不等同于無政府無組織無管理，區塊鏈與無政府并不畫等號。區塊鏈是一種可以去中心化的先進技術，為去中心化提供了技術解決方案，但是否去中心化和去中心化的程度，不取決于是否使用了區塊鏈技術，而在于全鏈共識是否同意去中心化，在區塊鏈世界里依然會有中心節點的存在價值。要警惕打著區塊鏈去中心的口號行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之實，給社會治理帶來危害。
（三）警惕在去中心化過程中培育新的壟斷中心
區塊鏈雖然有助于實現去中心化，然而在運用過程中，也有可能培育出新的壟斷中心。一方面，區塊鏈機制隱藏著壟斷產生的可能，當某種力量控制全鏈算力超過一半以上，即可認定產生了壟斷。區塊鏈技術支持下的各種加密數字貨幣，無一例外都出現過類似的情況，無論是合謀還是獨立控制，都是通過控制算力實現對全鏈的支配和操縱。加密數字貨幣不僅成為投機工具，也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少數發行人發起“貨幣戰爭”、爭搶貨幣發行權和攫取鑄幣稅的工具，消除了舊的“中心”，新的“貨幣中心”又逐漸顯現。
另一方面，在復雜的區塊鏈運行機制下，各個節點的地位并不完全平等，可能會存在一些中心節點或超級節點，隨著交易規模的擴大，可能會導致“大者恒大”的局面。如果區塊鏈機制下的聯盟鏈是每個行業的巨頭所組成，那么從一開始，多中心化會被一個更大的中心體取代，聯盟鏈自身就是一個壟斷中心。
五、結論與展望
盡管區塊鏈在發展中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也有被資本控制操縱的潛在風險，但作為一種極具生命力的技術，一種先進的治理理念，它必將重新調整現有生產力、生產資料和
生產關系三者的關系，推動社會進步發展。從社會發展和治理的角度看，可以對區塊鏈發展做出以下展望。
第一，區塊鏈將成為社會治理的基礎設施。
區塊鏈雖然始于比特幣，而后被眾多金融機構關注試點，例如數字貨幣的發行，然而最應當期待的是區塊鏈在社會生活領域內的應用。區塊鏈的公開透明、集體維護等特征，與服務型政府的出發點非常一致。隨著在社會治理例如訴訟、政務、監管等場景的應用，區塊鏈將成為社會治理的基礎設施，不僅表現為區塊鏈技術的廣泛使用，而且更會引導全社會樹立積極主動參與社會治理的觀念與誠信自省、勤勞創新的理念。
第二，形成多中心治理格局。
區塊鏈雖然是全球經濟社會中重要的技術基礎設施，但并不是說區塊鏈會取代其他一切技術成為社會治理唯一手段，更不是把一切中心全部消除。可以說，在未來很長的發展階段內，政府、國家乃至政黨的中心化統籌管理，是社會穩定和有序發展的基石，不能輕易否定，更不能超越社會發展階段強行去除。隨著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不斷發展完善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深入，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方式與途徑不斷豐富，在區塊鏈擴容能力和處理速度提高以及信息交互能力增強的條件下，將會出現一定范圍的有效自治，實現社群自治與國家治理的深度結合，出現多個大型節點并成為社會治理的關鍵節點和調度中心，將會形成多中心、多樣化、多種社會治理力量共存的治理格局。
第三，催生高度協同的新型契約關系。
隨著區塊鏈自身技術的逐步提高和應用領域的不斷擴展，它所構建的公開記賬的分布式平臺，智能合約的自動化運行以及所衍生出的大量數字化資產，將會催生新一代網絡協議，在新的信任形成機制下，開創新型契約時代，實現更大范圍的高度協同。
與所有技術發展路徑一致，區塊鏈有其自身發展演進的客觀規律。它的發展不僅依靠自身不斷更新迭代并與其他技術融合發展，還要有更豐富的應用場景，特別是必須與上層建筑不斷磨合直至深度融合，才能成為全社會的基礎設施。正如習近平強調，“要加強對區塊鏈技術的引導和規范，加強對區塊鏈安全風險的研究和分析，密切跟蹤發展動態，積極探索發展規律”，只有這樣，才能正確發揮區塊鏈的積極作用，推動生產力的巨大進步與所有制的優化發展，在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中向最終實現人類解放的目標邁進。
